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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者杜衛

    2019-07-16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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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一說人才培養就是職業教育,更重要的是本科。大家都明白,產品太單一的企業是經不起市場風浪的。同樣,隨著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職業教育也需要升級。”

    ◆杜衛簡介:

    全國政協常委,杭州師范大學原校長。教育部藝術教育委員會常委,中國高教學會美育專委會理事長。復旦大學文藝學專業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現代美學思想、美育理論和藝術理論。

    “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所需的人才到底怎樣才能培養出來?光有提問和討論還不夠,一定要破題!我覺得過去了十幾年,這個問題到現在我們并沒有得到讓自己滿意的答案。”在今年6月圍繞“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召開的全國政協常委會議上,全國政協常委、杭州師范大學原校長杜衛語出驚人。

    他接著說了一段信息量更大的話:“之所以一些職教學校超過一半的學科安排是文科,原因就是這些學科不需要太多的成本投入,而制造業是需要動手的,比如汽車專業培養工程師,我10多年前看到德國德累斯頓應用科學大學的學生,在拆解新款保時捷,但當時在我國的一般院校,能夠讓學生拿捷達、桑塔納練練手就不錯了。學的時候如果就落后半步,未來走進企業肯定會跟不上的……”

    上網搜索“杜衛”,可以看到他的研究方向是中國現代美學思想、美育理論和藝術理論。但幾次深談下來,記者發現,他的視野遠不限于此。

    師范世家卻拒絕“學院派”頭銜

    1957年9月,杜衛出生于浙江東陽,這一年,杜衛的母親已經36歲。“我的外公和秋瑾是同事,他是紹興地區第一個音樂老師,這是有地方志可以查的。我的父母也都是音樂老師,可以說,我的家人都是做教育的。”杜衛這樣說。這也就很好理解,為什么在恢復高考之初,杜衛會選擇師范學院。

    “恢復高考的時候我正在插隊,當時我就決定,要通過高考來改變命運。擺在眼前,有兩個我非常喜歡的專業:一個是醫學,另一個是上師范當老師。我當時覺得,醫生或者老師都是很崇高的職業。但后來我自動放棄了讀醫科,原因是報考醫科必考物理,而我讀高中時學校沒有物理課,我根本沒法報考醫學。所以,師范成了我唯一的選項。”一晃40年過去,但當年的所思所想,杜衛依然銘記于心。

    學高為師,身正為范。家風家學如此,杜衛順利考上了當時的浙江師范學院中文系,之后幾年的求學經歷也頗為順當。

    1982年,杜衛大學畢業后留校任教,接著又先后獲得山東大學文藝學專業的碩士和復旦大學文藝學專業的博士學位。之后,雖然工作學習的地點幾經輾轉,但學校、老師、學生一直是杜衛工作的中心。

    “形容專家時有一個詞叫做學院派,您認為自己是學院派嗎?”結合杜衛的經歷,本報記者有此一問。

    “如果認為從未離開過教育領域的人就算是學院派,我覺得這種理解就窄了。”這就是杜衛的風格,他會隨時糾正別人思考的偏差:“我個人理解,學院派的特點是堅守‘象牙塔’立場,他們培養人才自成一體,那就是嚴格按照學術上的要求或者步驟來培養人才,講求學科基礎能力的訓練。可我不完全是。我很關心社會問題,誠然,教育有人文性,但教育同時還有工具性,我們要培養社會用得上的人。學以致用,很多學院派并不關心‘用’的問題,而強調‘學’。我覺得,這樣的人才培養理念對于發展中國家來講,有點窄。現在,我們討論應用型人才的培養,也就是如何培養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所需的工程師,這也是學院派不太關注的問題。但我為什么愿意展開來談?我覺得從我的經歷來講,我的教育初心就是要培養全面發展的人。我和媒體不怎么打交道,這一點是有點像學院派的。因為我一直認為,做教育就是默默做事,不需要張揚。但作為全國政協委員,對我了解情況的一些事情,我就要發聲。”

    工科學院來了個研究文藝的院長

    杜衛很喜歡美學。這一點不用他說,單看他發表過的論文就可知——《心性美學:中國現代美學與儒家心性之學關系研究》《審美功利主義》《走出審美城:新時期文學審美論的批評性解讀》《美育論》……這些都是他的得意之作。

    從1982年畢業留校任教到2005年初,杜衛從助教一直做到教授。

    2005年2月,一紙調令,杜衛調任浙江科技學院院長,而當時,他已經在浙江師范大學副校長任上干了9年半。

    “當時組織上找我談,浙江科技學院急需一位院長,這位院長必須懂管理,還得會創新,敢想敢干那種。當時組織上想到了我,但我是學中文的,而這個學院是中國政府和德國政府合作,引用德國應用科學大學應用型工程師培養模式的學校。我剛到這所學院的時候,一些專業的名稱我都沒聽說過。工科學院院長是個學文的,你換位想想我當時什么感覺?組織上說,一定要努力工作干滿3年,我必須服從,好在我之前在副校長的位置上輪過幾次崗,我不怕從頭學。”杜衛是個有脾氣的人,也很直爽,這番話的畫面感很強。

    但比接受軍令狀的場景更令人“震撼”的,其實是杜衛馬上要帶領前行的這個學院,其前身背景,特別是一個個前校名,也很值得一提。

    1980年,浙江大學附屬杭州工業專科學校成立并招收首批專科生。1983年,這所學校接受了世界銀行的貸款,更名為杭州工業專科學校。1984年,教育部和浙江省政府確定學校為聯邦德國下薩克森州援助合作單位,更名為浙江大學附屬杭州高等專科學校。1985年3月,浙江省政府與聯邦德國下薩克森州政府簽署協議,學校開始執行省州合作辦學項目,經省政府批準,學校更名為浙江大學附屬高等專科學校。1987年10月,學校被列為中德政府間合作項目單位,學校領導體制改為當時的國家教委和浙江省政府共同領導,由浙江省政府管理。同時確定校名不再使用“浙江大學附屬”字樣,全稱為“杭州高等專科學校”,使學校真正開始成為獨立的辦學實體。1992年4月,當時國家教委根據中德政府代表合作辦學需要,批準學校為中德政府培養高等應用型人才的試點高校,校名改成“杭州應用工程技術學院”。所有專業均改為四年學制,招收本科生。2000年,杭州應用工程技術學院正式變更為本科層次普通高校。2001年,更名為浙江科技學院。

    每經一次改革或調整,這所學院都要換一次名字。但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自從杜衛當了這所學院的院長,這所學院至今,再沒換過名字(雖然杜衛在這里任職了8年)。

    不管校名叫個啥,這所學院工科定位可是多年未曾改變。

    由于歷史原因,杜衛一上任就面臨全體教職員工工資發不出來的情況,他火速成為救火隊長。更讓他感到郁悶的是,整個學校沒有一個人真正懂他是研究什么的。

    怎么辦?杜衛決定,學校管理的事盡快上手,至于學術方面,先放下自己文科資深教授的架子,在工科教授面前虛心學習,做好小學生。

    “院長,這個事你不懂,我們干就是了。”學工科的人很直率,這樣的話,“杜院長”可沒少聽,也有點往心里去了。“但是沒辦法,不懂就是不懂,不懂更要學。”憶當年,杜衛覺得那句“你不懂”挺扎心。

    工科學習,必須下到實驗室。杜衛就“駐”在實驗室里看老師怎么教學生。“實驗室里都是機器,學生們都得上手干活兒,我記得本科生剛進實驗室就得用機器鋸金屬,老師第一步先看你鋸得直不直。我這才發現學工科的還是男孩子多,其實也對,有些金屬女生根本鋸不動。”

    但有一個人,杜衛說他至今都記得———她姓陳,是建工學院里的老師,天天不是和學生在實驗室里做實驗就是在外面建設現場指導施工。“第一次見到她是我剛來學校一個月的時候,我去實驗室學習,看到陳教授正在給學生上課,就過去和她握了手。沒想到她手上全是老繭。后來一打聽,她是土木工程專業的高級工程師,學生們都特別喜歡她。”杜衛說,直到現在,他都為那雙長滿老繭的大學女教授的手感到震驚。

    慢慢學,虛心學,杜院長摸到了一些門道,也看到了我國應用型人才培養存在的一些問題。

    “高等教育大眾化之后,教育主管部門對于應用型高校的投入是不夠的。比如說,學生們要做實驗,有的課程實驗儀器設備只有10套,一個班有30名學生,往往是一個人做、兩個人看、三個人合著寫實驗報告。我覺得這樣不行,就建議實驗室實施網上預約,下午晚上都可以做實驗。同時調整實驗室老師的待遇,調動大家的積極性。其實我的初衷很簡單,就是讓每個孩子都到機器上去摸一下,感受一下。”即便如此,杜衛認為,職教學院的實驗室儀器設備更新速度,遠跟不上中國產業迅猛發展的速度。“這種差距就是5G和4G的差距,要彌合差距,我認為一定要讓企業參與到職業教育人才培養這件大事中來,企業甚至要參與應用型人才培養的全過程。”

    杜衛說他還曾分管過浙江師范大學的一個職業技術學院,這個學院規定,每個博士教師必須到企業工作一年,這一年教師的工資學校給開。“在企業待滿一年,很多老師回校以后第一件事是要求改教材。有個例子我記得特別清楚,就是教材里寫著‘汽車上的化油器如何如何’,那個去汽車公司實踐鍛煉的老師一回來就說,這段教材可不能再講了,因為汽車已經不用化油器了。”這個例子杜衛記得很深。

    實踐不夠,往往緣于經費不足。“重點大學撥款多,但直接培養應用型人才的財政撥款又偏低,這些學校培養的學生可能都沒有見過最先進的設備,那么他們怎么去為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做貢獻?但我們確實非常需要培養出能夠畢業就上手、上手就能解決制造業發展前沿技術問題的學生。舉個例子,清華大學培養出來的,可能是設計工程師,搞設計畫圖紙的;而大量地方工科院校培養的是拿到圖紙組織工人實施的人才。”話題談得越深,有些問題就顯得越緊迫。

    “1993年,我在英國做訪問學者的時候,中國經濟學家圈內有過這樣的討論,一個觀點我到現在記憶猶新,那就是現代化是造出來的。現在,你到曼徹斯特去依然能夠看到,那里街頭還保留著早年間制造出來的紡織機,看完這些機器,我相信你會理解,現代化真是造出來的。我當時的一個感受是,如果忽視實業,忽視制造業,脫實向虛,我們永遠走不到發達國家。”而回到人才培養這個老話題,杜衛說,培養人才應該由不同批次的學校來共同完成:“不能一說人才培養就是職業教育,更重要的是本科。大家都明白,產品太單一的企業是經不起市場風浪的。同樣,隨著我國制造業轉型升級,職業教育也需要升級。”

    各種努力的結果是,文科教授杜衛3年期限干滿不算,他又在工科學院院長的位子上干了5年多。期間他沒有寫過一篇與美學專業相關的論文,也沒有開展過一次專業領域的學術研究,他發得最多的論文,是關于應用型本科院校研究的。在這個崗位上,他甚至還參與發起了我國應用技術大學聯盟。

    “2012年底,我們和德國一些合作院校創建了非獨立設置的‘中德工程師學院’。在這之前,雙方的交往不少,我們的努力更不必說。當時就想著,這件事如果能成功,就能使浙江科技學院的中德合作之路走深走遠。在達成合作之前,我再次去拜訪德國石荷州的州長,要和我們合作的呂貝克應用科學大學校長就和州長說,你看,中國大學的校長一年只能出訪一次,但杜校長這已經是近年來第三次到我們這里來了,他非常有誠意。他們為此都很感動,我當時的一個思路是盯住他們學校,鐵了心要把德國應用人才培養計劃引入中國。之所以和這所學校合作,原因是這所學校辦校質量高,應用工程師培養得好,我們就合作在浙江科技學院內部辦起了中德科技學院,德國派老師來上1/3以上的主干課程,我們培養出的人才,將服務浙江省乃至全國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

    這件事做完不久,2013年6月,杜衛回到師范院校——杭州師范大學,任校長。

    冷眼熱眼看職教

    既在師范學院工作過,也在應用科技學院工作過,在培養應用型人才這個話題上,杜衛有發言權。

    在他看來,師范類院校在應用型人才方面是薄弱的。師范類院校是對著中學里面的一門課去培養人才,傳授的都是成熟的知識,對社會變化反應慢,社會實踐也不好。對應用型人才的培養和研究,就是從工學院開始的。在8年多時間里,杜衛跑過20多所德國應用科學大學,發現中德之間在應用型人才培養方面的差距還是有的,而德國在上世紀經濟騰飛的保障之一就是一批應用型大學培養出了優秀的人才。

    來到杭州師范大學后,杜衛不遺余力地鼓勵非師范專業,朝著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方向前進。

    “這座學校是杭州市的全資大學,師范專業只占1/3,我們不僅要為地方辦學培養優秀老師,更要為杭州經濟發展培養應用型人才。我提出,要圍繞杭州迅猛發展的高端服務業培養人才。我們的畢業生創業成功的比例比較高,馬云是學生創業者的榜樣。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我們學校畢業生里第一批創業成功的都是電商。2017年,阿里巴巴集團加大投入,與杭師大合作提升阿里巴巴商學院,培養與電子商務直接關聯的應用型人才。”杜衛這樣說。

    有段時間,教育部曾組過一個創新創業典型經驗學校調研團,這個調研團到了浙江,省教育廳推薦他們到杭州師范大學來看看。據說當時很多調研者質疑這樣的安排,認為一個師范院校有什么可看的?沒想到,來了以后,他們認為在這里看到了太多新的東西,比如大學里有國際服務外包人才學院,有阿里巴巴商學院,這兩個學院學生多達兩三千人,個個都有較強的動手能力。

    “因為這樣的特色教育,這些年杭州師范大學學生在創新創業方面獲獎很多,但我總結,學院之所以能夠脫穎而出,最該感謝的是杭州這片創新創業沃土。杭師大就辦在杭州創新創業的熱土。”現在,杭州師范大學與馬云的阿里巴巴成了鄰居。“我和馬云可以互相看到對方的樓,對我來說,能夠看到學生因學習而創新,因創新而改變命運,這是很值得自豪的一件事。”有脾氣的杜衛,同樣也有真性情。

    既了解中國,也了解老牌工業國家德國,在回答記者提問“中國在制造業領域是否存在彎道超車機會”的問題時,杜衛給予了肯定的答案。

    “相比德國,中國工科學得更綜合,我們要培養的是中國應用型人才,因此一方面我們借鑒,另一方面我們要傳承好傳統文化的精華,要讓學生認同中國文化。在浙江科技學院,工科學生必須學一門課程———《論語導讀》。教育的初心是要培養一個素質全面的學生,因此不僅要訓練學生的手,更要培養一顆中國心。高等教育要國際化,這也是大勢所趨,但我們培養的畢竟是中國的大學生,他必須在結合國際化之前,先認同中國文化,也就是地方化。”

    為什么要聚焦美育?

    終于在采訪尾聲,與文藝學博士杜衛開始聊他的“專長”——美育話題。

    “美育是德智體美勞中的一種形態,根本目標是培養學生的審美素養。具體來講,就是要培養有品位的人。品位的意思是有內涵,對文化有講究,追求一種拒絕庸俗的生活境界,而且,品位也是道德成長的重要基礎。美育同時要培養能創造的人,因為審美、藝術是人類最具創造性的活動,美育能夠培養學生有更敏銳的感知,更豐富的靈感和想象。另外,美育不僅是中國傳統,更是21世紀的新命題,這與創新驅動發展是吻合的。”

    去年8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給中央美院老教授的回信中提到:“美術教育是美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塑造美好心靈具有重要作用。你們提出加強美育工作,很有必要。做好美育工作,要堅持立德樹人,扎根時代生活,遵循美育特點,弘揚中華美育精神,讓祖國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長。”

    在杜衛看來,現在美育正在越來越多地受到大家的重視,他的一個觀點是,無論是大學還是幼兒園,都應該重視孩子們審美素養的提高。

    “在教育的形態里,我認為我們比較多地重視培養孩子的社會性,也就是統一性和規范性,但對培養孩子的個性重視稍顯不夠。事實上,沒有個性就等于沒有獨立思維,也就不可能創新。這是我們的教育應該補的短板。但個性不能簡單理解為獨往獨來,而應該是吸收了優秀文化成果后自己能去創造的性格。我經常和孩子們說,個性的前提是不給別人添麻煩,還要給別人帶來幫助。人們更有創造力,國家發展才會更有動力。作家、藝術家就都很有個性,而個性鮮明的藝術作品能夠幫助孩子發展個性,這也是好的。”

    杜衛還提到,目前考級考的主要是技巧,算不上美育,因為缺失了人文修養和創造力培養。“比如鋼琴考級,我覺得不僅要考一首曲子節拍對不對,更重要的是有感情、有審美地去彈,這才是藝術的重中之重。鋼琴級別越高,對于審美和人文內涵理解應該越深,才是對的。”貫穿采訪始終,記者對杜衛的稱呼一直是“杜老師”,這個稱呼很適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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