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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衛:趕上了時代機遇

    2019-07-23來源:人民政協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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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衛簡介:

    第十、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第十一屆全國人大代表,中央統戰部黨外知識分子建言獻策專家組工業組組長。現任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副總工程師、教授級高級工程師、博士生導師,中國工程院院士。

    當年憑借高磁能積釹鐵硼永磁材料一舉成名時,課題組長李衛才30歲出頭,正是最有想法、最有活力的時候。“現在我有時也在想,當年干得出來,現在還能不能干得出來?”他想的,是社會該給現在的年輕人什么樣的位置,什么樣的信任。

    在李衛眼里,即便是同一個字,年份不同,寓意也不一樣。

    一次,李衛去醫院瞧病,碰到的醫生也叫李衛。他不跟醫生套近乎,反倒說,“你這個‘衛’和我這個‘衛’,應該不是一個‘衛’。”

    “你是哪個‘衛’?”醫生李衛問。

    “我是衛星的‘衛’。”患者李衛答。

    “我也是衛星的‘衛’。”醫生李衛又說。

    “不可能,你這個女同志看著挺年輕,怎么會跟我一個年紀呢?”患者李衛思忖著,沒敢亂猜對方的年齡。

    果然不同,女醫生的“衛”是紀念中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而我這個‘衛’,紀念的是世界上第一顆人造衛星。”

    1957年,前蘇聯成功發射了世界上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這顆衛星肩負的不是科學考察的任務,政治意味十分濃厚。

    一定要攀扯事件與人之間的聯系,也可以說,后來不斷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中國工程院院士李衛,從出生這一年來看,就與科學、政治,有著某種巧合。

    “個體戶”

    回憶起剛到政協當“小白”的心情,李衛用了“誠惶誠恐”來形容,“不論大會發言還是小組討論,拿不準談什么和怎么談。”

    第十屆開始進入全國政協履職的李衛記得,那時的無黨派界別就十分關心科技發展問題,“2017年算是意見比較集中的一年,委員們都圍繞科技評價體系不斷發聲。”

    后來去看,2018年科技評價開始的轉折跡象,在政協聲音的參與和發酵下,一些部委開始有所行動。習近平總書記也在當年兩院院士大會上明確指出:“繼續堅決推進,把人的創造性活動從不合理的經費管理、人才評價等體制中解放出來。”最為標志性的,是中辦、國辦印發的《關于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估、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

    到現在,科技還是每次全國政協無黨派界的各種會議上最常談的議題之一。“這些年,議題的邊界也只是在自己的專業領域里稍稍擴展一些。”李衛研究的是稀土永磁材料,用他的話說,“原本很小的專業,今天影響變大了。”

    從2003年算起,除了中間有5年李衛是全國人大代表,剩下的年頭,他都在政協,現在已經是三屆全國政協無黨派界別的委員了。說得久了,李衛也在想話題背后的一些事。

    2008年到2012年的那5年,李衛在全國人大當代表。作為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委員,每年他有兩三次隨團出國交流的機會。每次與外方交流,都有準備好的基本材料送到手上。經過幾次,李衛發現,光照著材料表示反對或者支持,交流會很生硬,效果也并不好。

    “你要代表老百姓去發聲,可信息怎么收集?怎么對不太了解的內容發表建議?”李衛接觸過國外的一些議員,他們每個人背后,有一個全職班子為這個人工作,議員匯集集體智慧,角色有點類似“新聞發言人”。

    “我們無黨派界的委員常開玩笑說自己是‘個體戶’,其實合起來就是個集體。遇上重要會議活動,大家通常會先湊在一起‘海選’一下議題,誰的專業跟題目比較對口,誰來主要做準備。”當然,也會出現通常以外的情況,比如議題也有命題式的,溝通也因為臨時性而充滿了不確定。

    對李衛來說,這是2015年6月4日以前的情形。

    那一天,有了李衛工作室。

    “李衛工作室”不是李衛一個人的工作室。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的黨委書記是工作室的“總指導”,工作室主體成員由集團內的統戰對象組成。

    李衛所在的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成立的這首個“中央企業黨外人士建言獻策平臺”,李衛理解為“民辦官助”性質,由中央統戰部與國資委黨委共同支持。

    成立之時,2015年中國工程院院士的增選名單還懸而未決,不確定自己是否當選的李衛也隱隱擔心,“以個人命名,會不會風頭太盛?”猶豫了一陣,他最終還是同意了。

    “我個人的初衷,就是想提案也好,發言也好,建議也好,更能提到點子上。”到現在,李衛工作室共孵化出50余項建言獻策課題,其中一些形成的口頭發言,受到中央領導同志的重視,得到了落實。

    在打擊“地條鋼”、稀土行業整頓和高質量發展、改革科技評價體系等方面,李衛工作室都做了大量工作,并收到來自相關部委的多封感謝信。

    除了建立隊伍,探索機制也是工作室作為試點的重要工作。無論是建立隊伍還是探索機制,都不是為了好看、好聽,而是要有用,讓黨外知識分子的建言聲音能入耳、可運用。

    為了收到提出建議、產生影響的更佳效果,李衛最近一直在為工作室物色一個關鍵小角色,“要有一定的科技專業知識,寫作能力還要很強,能夠把大家的想法轉化成建議,還能夠把專業的內容講得直白讓人聽得進去、聽得明白。”

    夠得上這樣一個“文書”崗位條件的人也不是沒有,但了解到市場“標價”,李衛不由咋了舌。

    “等不起”

    無黨派界別里,像李衛這樣的“50后”在悄然減員。

    “我這個年紀的無黨派界委員,大多都有著加入共產黨的向往。”看到記者吃驚的眼神,李衛加重了語氣,“那怎么能沒有?當年多數是進不去。”

    共青團這個為黨培養、輸送新生力量和工作骨干的群團組織,李衛加入的過程也是磕磕絆絆,“因為成分”。

    1957年,李衛母親被打成“右派”,同年底,李衛出生。

    雖然是“可教育好的子女”,但由于母親的政治影響,小學、初中甚至高中,李衛都無緣共青團團員。少時曾輾轉過東北林場、西安研究所和河南五七干校直至青年時在山西農村插隊,也是在當地樸實的農民“不歧視”右派子女的情況下,李衛才得以入了共青團。

    盡管不能像父母那樣加入中國共產黨,李衛以黨外知識分子的身份,走上了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一條新途。

    在山東大學,李衛學的是物理里的磁學,“能接觸到稀土永磁,是到了鋼鐵研究總院(后更名為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后。”

    1988年初夏,鋼鐵研究總院精密合金研究室的領導們,正在為高磁能積釹鐵硼永磁的下一步研制工作誰來帶隊而凝眉焦慮。

    釹鐵硼永磁是上世紀80年代初在國際上出現的一種稀土永磁材料,在航天、通訊、機電、儀器儀表、冶金、化工等諸多領域應用廣泛。制造釹鐵硼永磁對搞材料研究的人來說,算不上難事,但當磁能積達到一定的兆高奧時,想再增加磁力就很難了。如同一個優秀的運動員跑完百米不難,但想刷新世界紀錄哪怕0.01秒,都絕非易事。

    當時剛評上工程師的李衛因為前一個項目的出色表現,進入了領導的視野。組織大膽啟用了年輕人,李衛作為課題組組長和其他兩個年輕人一起攻關。

    經過大量研究試驗和計算以及不計其數的冶煉、磨粉、燒結,李衛小組研制的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成功并達到了49兆高奧。憑此,中國成為繼日本之后第二個獲得45兆高奧以上磁體的國家。

    這個指標性的全國“冠軍”,也為李衛的科研道路帶來了榮譽和鮮花,他因此獲得了國家“七五”科技攻關重大成果獎和1989年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也是趕上了機會,拿了獎,趕著這個機會出了國;回來后,又是不斷地破格。”獲得了榮譽、趕上了機遇,“踩對點”的李衛成為當時鋼研院所歸屬的冶金工業部里最年輕的正高級研究員。還不到40歲,他就進入黨外青年知識分子序列。“搞科研的,容易認真,就是給點事,也總想把它干得很好。”

    李衛所在的中國鋼研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以前屬于冶金工業部,改制后是國資委里小“個頭”的科技型企業。除了近些年新建的一棟辦公大樓,集團里清一色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建造的蘇聯式灰白樓。“我們這里比較有代表性,很多是留蘇留美歸來的老知識分子。”

    履職的十幾年里,李衛特別關注這些老科技工作者的待遇保障問題。這一塊有不少是歷史遺留原因,個體情況又千差萬別,好多人不敢碰。也有人安慰說等一等,等條件好一些、再成熟一些。

    “住宅樓里沒有電梯,一些生病的老同志上下樓,要靠年輕人用擔架抬。”李衛嘆了口氣,“這十幾年里,好多老人都走了,健在的大部分都八九十歲了,實在等不起啊。”

    李衛的父親是新中國成立前參加革命的留蘇專家。對老知識分子的晚景,李衛作為留在父母身邊唯一的兒子,體會深切。“我父親已經走了,當時住院也曾經很狼狽。醫院最多讓住一個禮拜,然后得花很高的代價,在不同病房之間周轉。”

    李衛工作室的柜子里,放著一塊“萬人匾”,上面寫著:“肝膽諫國政,鞠躬維民權。”采訪中,他始終沒有提到這塊匾的存在,卻一直說著它背后的那些事。

    北京大大小小的科研院所云集,退下來的知識分子少說也有幾十萬人。2000年前后,一些事業單位改為企業,早期離退休的老知識分子的待遇普遍受到影響。“還不僅僅是待遇問題,他們要的是公正平等,爭的是那個理、那口氣。”在李衛眼里,這何嘗不是對權利的一種捍衛姿態。

    后來在翻閱采訪資料時得知,那塊匾是在京科研院所萬名轉制前離退休人員聯名贈送“李衛委員”的。為北京十幾家科研院所的老知識分子爭取離退休待遇,李衛跟進了10年,提了幾次提案,好在最終妥善解決。

    “老毛病”

    “副總工程師是虛職,出去后總要有個職務吧。”比起歷史上那位同名的清朝名臣,這個沒當過官的李衛,蹦出來的實話連彎都不帶繞的,“我的工作就在研究室里,主要是把課題做好。”

    李衛負責的是個大研究室,覆蓋全產業鏈,隊伍有70余人,包括研究人員、學生和技術工人。“上電視都拍得好看,穿著白大褂什么的,其實那都是現穿的。”

    很多新材料為了提高性能會添加稀土,“稀土用在別處往往起得是味精、維生素的作用,而我們用到的稀土,則是像面粉那樣作為主要原料。”李衛研究的稀土永磁材料應用廣泛,不僅用于新能源車電機的制造;電腦里很多的硬盤、驅動電機,就連實現手機照相功能要用到的小磁體、小揚聲器還有傳聲馬達,都要用到它。也有用于軍工技術的。李衛說“那關系到導彈的精度”。

    每天下班后只要有時間,李衛都會步行回家看望母親,陪她聊天。這段接近一萬步的路途,也是李衛為自己設定的每日運動量。李衛的母親,一位曾在北京教育局做編輯工作、現已離職休養的知識女性,雖歷經十年動亂,對黨的執著追求始終沒有變。在60歲時,她提筆寫下了入黨申請書。

    在家庭教育上,李衛的母親對三個子女的要求與自我要求一樣嚴格,培養出的子女有教授、科學家和醫生。在高標準、嚴要求中長大的李衛,性格里有股“愣”勁。

    早年還在鋼鐵研究總院時,一次召開一個據說很重要的會。很多領導來了,但開了不一會兒,頭頭們這個說有事那個說有事,點頭賠笑沒幾分鐘全走光了。原本不打算發言的李衛忍不住了:“既然說這會這么那么重要,領導們就不妨坐下來好好聽聽。要是真有什么事,索性就別來點卯,省得跑來跑去耽誤時間。”這話一出,組織者面面相覷,這小伙子說話怎么那么沖?

    現在年歲漸長,李衛開始不斷“自我檢討”:“太認真也不好,有些事,應付過去也就完了。”嘴上說得世故,可一遇事,李衛又忍不住犯起了“老毛病”。

    由于遇到一些說和做不一致的現象,最近,李衛又在領導面前“放了一炮”,“不識趣”地打破一團和氣的表面現象,讓人下不來臺。而他的理由有著較勁的可愛:“我哪兒說得不對,你可以告訴我,得允許我跟你討論。”好在,聽過之后的領導點頭表示理解,還答應給他反饋。

    跟從前相比,李衛也說身邊很多事情的進步,是看得見的。“過去,有的領導沒事干讓弄個會開的事,我也經歷過。”他搖搖頭,“現在不會那樣了。”

    在政協參與政治生活,讓李衛打開了“眼界”:“到了政協,才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十幾年的政協履職經歷,還讓李衛收獲到不少可以喝酒談天針砭時弊的同道中人,他忍不住一個個地掰指列數,感嘆道:“真是一二十年,有情有義。”

    圓融則體現在別的方面。

    相背于母親“持續加壓”的教育方式,李衛在兒子教育上,練習著把速度降下來,有意識地多表揚,也會寬容地附和“不想學就不學了”。兒子乒乓球打得不錯,曾經夠得上半專業水準,也在區比賽拿過名次。后來打不上去了,提出想放棄,李衛沒怎么堅持就痛快答應了,“行,不打就不打吧。”

    但在講述時,李衛沒忍住提到了“堅持打下來的別人家的孩子”,盡管沒說完后面的話,其實心態上已經暗地進行過比較。想了想,他又解釋,“男孩子得放養、后勁大,過一二十年再看。”他又不放心地補了一句,“哎,也不一定,估計他現在的感受不會太好。”

    包括對一些人的個體表現,有人當他面表示看不慣時,在給出“個體需求不一樣”這樣的中性簡短評價后,李衛便不再多說。他集中“放炮”的,主要是不合理的機制或難以容忍的現象。

    俱往矣

    配戴眼鏡,眼神溫良,寒暄時不以漂亮話充數,知識分子的經典“標配”,李衛身上全都有。

    工作后的李衛可謂順遂到趕上了所有的機遇:研究領域很快出了成果,又趕上行業大環境正盛,個人發展也藉由科研延伸到政治領域,履職成績上一片可圈可點。將這些歸結為幸運,不如視為“墩過苗”后激發出來的勤奮和努力。

    趕上“文革”成為“黑五類子女”,跟隨姐姐、父母到處輾轉的青少年經歷,李衛主動提及得不多,“所有的周折,說沒了就沒了。”淡淡的一句話里,李衛的神情又有些遙遠。

    母親被送到勞改農場,父親被打成“反革命”,八九歲的李衛和比他大兩歲的姐姐一起,坐火車去了黑龍江伊春,投奔抗美援朝退伍后安家在小興安嶺的叔叔一家。中途在哈爾濱站換車時,遇到有人讓他倆幫著照看會兒行李。姐弟倆生起一個那個時代特有的警惕心——“行李里會不會有特務安放的定時炸彈?”現在去看當年的聯想猜測,更多的是一種無家可歸的無依感。

    兩年后,走進父親在西安的單位,有跟他一般大的孩子朝父親投擲石子,李衛忍不住捏起一顆石子,卻被溫和斯文的父親制止住……跟父母下放到河南許昌五七干校,全家人住的一所大房子,就是人家騰出來的牛棚。

    在山西插隊時,知青們分到了做火藥、炸石頭這樣的高工分的輕體力活。一炸,石頭從李衛頭上飛了過去,“掉到頭上,人就沒命了。”苦中作樂的,就是拿著炸藥去水庫炸魚。那會兒,十七八歲的李衛正是一個合格的正勞力,“一年360多天能掙4000多個工分。”生產隊里,一個正勞力每天的滿額工分是10分。

    在山西學大寨時,知青李衛也挖過三四米深的溝,眼見過溝說塌就塌了,“埋在里面的也就過去了”。“命運寫的書,悲情里也總是暗藏著機遇,是吧?”李衛斷斷續續地說著,聲音低到完全停了下來。

    1977年冬天,已經在農村插隊兩年的李衛,和姐妹一起參加了“文革”后恢復的首次高考。當年,李家出了三個大學生。更準確地說,是“王家”出了三個大學生。李衛的父親本姓王,由于革命年代的需要,改換了姓名。

    如今,李衛有時還在掂量是否還姓為王,他給兒子起了一個既有王又有李的雙關名字。當了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成了無黨派“人士”,“李衛”這個名字,已經很難還原成當年自己取的“王××”了。

    無論姓王還是姓李,人生的道路都是那么寫就的,直脾氣、真性情、治學嚴苛,都是改不了的。

    當年憑借高磁能積釹鐵硼永磁材料一舉成名時,課題組長李衛才30歲出頭,正是最有想法、最有活力的時候。“現在我有時也在想,當年干得出來,現在還能不能干得出來?”他想的,是社會該給現在的年輕人什么樣的位置,什么樣的信任。

    出生在北京的李衛,9歲以前一直生活在這座古老而年輕的城市里。逢到一次年節,李衛跟父母進過一次人民大會堂。

    走進金黃色銅門,踏在彩色大理石地板上,穿過漢白玉明柱,站立在水晶玻璃的吸頂大花燈下,一個小男孩正好奇張望著懸掛其間的燈謎,揣摩著謎底。

    半個世紀過去了,時不時要出入人民大會堂開會履職的李衛,對這個民主殿堂最深刻的記憶依然如兒時———

    “很神圣,很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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